2002年11月，在民革中央和民革常州市委的支持和协助下，我将珍藏的先祖父李仲房先生1913年书赠孙中山先生的屏条4幅，捐赠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1月25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特派专人来常州，向我送达捐赠证书。市委统战部和民革常州市委负责人一起参加捐赠仪式，见证了这一有意义的事件。

先祖父赠中山先生的屏条共四幅，每幅为90cm×46cm(即6尺宣纸四开)，书录的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爱国大文豪顾炎武先生的五言诗联《五律·过李子德四首》中的前两首：

其一、忆昔论交日，星霜一纪更。

及门初拜母，让齿忝为兄。

树引流泉细，山依出月明。

相看仍慰藉，均不负平生。 

其二、积雨秋方涨，相迎到华阴。

水惊龙斗驶，泥怯马蹄深。

尚阻东轩伫，多烦濑口寻。

白云清渭色，聊足比君心。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绛，字忠清。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他不愿在清朝为官，专致学问。顾炎武的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作为一代思想宗师，是开中国民主思想先河的第一人。是时，中山先生正处逆境，先祖父以顾炎武的诗句书赠中山先生，就是要相互勉励，革命到底。

祖父名李家骥，号雪江懒渔，仲房是他的字，生于1874年，安徽阜阳人，清末拔贡，是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富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早年参加同盟会，写有许多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文章。仲房先生工书法，善行草，博采众长，自立门户，功力深厚老到，独树一帜。他曾为阜阳中山纪念碑书写“伟大的事业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气势宏伟，笔意流畅，是30年代阜阳爱普庐书画会倡导人之一。他为自己书写的座右铭诗云：“平止怒中气，谨慎快意言，提防忙里错，爱惜有时钱。”，看似平淡，却极富人生哲理。

李仲房先生早年创办蚕桑学堂，提倡实业、教育救国。后受革命思想影响，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在淮北组织安仁会，投身革命。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建立民国，颖州地方清政府官员望风而逃，颖州光复，民国成立。阜阳成立国民党分部时，邢元伟任部长，李仲房、宁栋材任副部长。后军阀倪嗣冲盘踞阜阳，捕杀革命党人，祖父亡命上海，担任大生日报主编，对反动军阀口诛笔伐。

1912年，柏文蔚任安徽都督，李仲房应邀出任都督府秘书长。袁世凯窃国后，江西都督李烈钧通电反对袁世凯，得到江西、安徽等省响应，袁世凯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胡汉民广东都督、柏文蔚安徽都督职务，三都督通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受安徽都督柏文蔚之邀赴安庆。时值英轮私运鸦片被安庆都督府截获，当场开大会焚烧，中山先生发表讲话，宣传革命，建立共和。中山先生在安庆停留之际，与先祖父仲房先生有较多相处，甚是投机。中山先生对仲房先生的书法与为人颇为赞赏。此时中山先生因革命遭受挫折，情绪处于低潮。仲房先生遂以明末大文豪顾炎武诗句书写了4条草书屏条赠中山先生，一是表示对中山先生的敬意，二来也是借此排解中山先生心中之郁闷。中山先生离开安庆时，这四幅屏条交由葛玉斋与随身行李一起带走，葛是孟城人，时任中山先生的副官长。

先祖父一介书生，为人正直，文人气很重，对于官场弊端和官僚政治的种种陋习，始终不能释怀。随着北伐战争不断胜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许多劣迹也不断暴露出来，使他深感失望。他对蒋介石的为人深不以为然，认为此人非国家之福。1926年底，他毅然辞去秘书长一职，同时辞去国民党一切党派职务，返回阜阳老家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安徽省第六中学等任国文教员。在蒋介石“四.一二”反共政变之前，能有这样的见地，拂然挂冠而去，实属难能可贵。

此后，这四幅条屏几乎尘封了大半个世纪，去向就如石沉大海。2000年，政协安徽阜阳地区联络处副主任蒋振斌忽然打电话给我，说他在阜阳文化一条街偶然发现了这四幅屏条，根据他的经验，这极可能是一件真迹，如确实是当年李仲房先生赠中山先生的屏条，无疑是极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我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去阜阳，凭着我对祖父字迹的熟识程度，以及我小时候见过的先祖父与中山先生、柏文蔚、商震、许世英等人合影的照片，基本断定是先祖遗墨。不知为何历经近百年沧桑后，此物居然又回归了安徽故里，而且保存相当完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次日，我便通过蒋副主任谈妥价格，出钱从卖家手中购回。

这四幅屏条不但出自“阜阳八大家”之手，而且又与国父中山先生有渊源，当属难得的珍品。回常州后，我将这四幅屏条请市委统战部和民革市委领导，特别是请常州国学名家钱瑟之教授鉴赏审看，均给予很高评价。对这件珍贵革命历史文物，我觉得将它赠送给国家历史博物馆是最有价值的归宿。我将自己的心愿告诉我的好友，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李赣榴（李烈钧之子），他非常赞同。同时，我的想法也得到中共常州市委统战部和民革常州市委的高度评价。在李赣榴副主席的牵线下，我携带这四幅屏条专程去北京，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鉴定，确系真迹原件，当即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2001年11月25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专程派员来常州向我颁发了捐赠证书。目前这件珍贵文物就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