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正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前一年，整个中国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轨轨的前夜。我所在的那个小山村的温饱问题还远未解决。米饭不够，红薯来凑，每天轮到吃饭的时候，一碗饭中有大半碗是红薯。红薯这东西，初吃还好，一直吃就腻味了，吃到后来，感觉五脏六腑都甜腻腻的粘在一起。

米饭都不够吃，肉就更没有了。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尝到一些小鱼做的汤，那种小鱼我们叫它麦杆，意即象麦杆一样的瘦小，野生的，在村中的池塘里到处都是。每逢大人们到池塘洗红薯叶（可以做菜）的时候，成群结对的小麦杆就会游过来，吃一些洗剩下的叶子及小虫子之类，小孩子们就会拿着个畚箕候在旁边，瞅准机会一畚箕捞下去，总能捞到一两尾来不及跑的麦杆，聚得多了，也能熬上一碗香喷喷的麦杆汤

村里的池塘里还放养着鲫鱼、草鱼和鲤鱼，这些都是归村集体所有, 由村里指派的王老五看管。这些鱼养了有两三年，个头要比麦杆大多了,一条顶得上二十几条。1991年的夏天，我已经看到有些人冲破王老五的禁令，趁王老五不在的时候偷偷的在村中的池塘里钓鱼。于是我也照章学习，偷偷地从母亲拦园子的竹栅栏里抽出了一根做成了鱼杆，又从母亲纳鞋用的白线里面抽出了一根做成鱼线，然后从母亲缝衣用的针里面偷出了一根，用火烧红后做成鱼钩。穿上线,系在竹竿上,就成了一杆简单的鱼具了。我拿着这杆鱼具急匆匆的去钓鱼了。1991年的鱼是如此饥渴又如此老实，钓饵刚刚放下去，一条鱼就急匆匆地咬钩，急匆匆的上钩了，它拉着浮萍一劲地往水深处跑，我赶忙往上拉，鱼似乎有些大，白线绷得直直地，经过一番较量后，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根细细的白线从中断为两截，鱼带着我的鱼钩跑了，剩下我拎着根空空的鱼杆站在池塘边，傻傻的。

没有了鱼钩，我钓不成鱼。听人说,鱼受伤后呼吸不畅,总要浮头的，受伤的鱼也比较容易逮住。夏日的早晨，所有的鱼都在浮头，我拼命地想从那些鱼头中找到那个属于我的，里面有一根鱼钩的头，觉得有些像了，一竹杆捅下去或者一石头砸下去，结果除了折腾得自己一身湿外，还把王老五给招了过来，他嘲笑我想吃鱼想疯了，居然拿着个石头去砸鱼,鱼要是这么好砸,早就给人吃光了,他拢着个袖子就在岸边看,也不阻止,我有些泻气,因为砸了几次,鱼只要一看见我走过来就沉到水底没踪影了。

我想再弯一根鱼钩，可是母亲缝衣用的针一共就两根；我偷走了一根，已经受到母亲的责骂了，剩下的一根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偷了。我只好像以前一样使用畚箕捞麦杆了。早上看见鱼浮头的时候,也总想着一畚箕下去能捞上一条大鱼来,这样的奇迹也终是没有发生；倒是看鱼塘的王老五在我持之以恒的诅咒下,竟真的生病了。王老五一生病,钓鱼的人就大模大样地出现了。我亲眼见邻家阿权哥守着根钓杆连续钓了三四条,我眼馋得不行,觉得这满塘的鱼都要给阿权哥钓走了。那时我手头上正好有一根母亲用来捆柴的草绳，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草绳的一头系上红薯叶子，丢进水中，草绳和红薯叶子都浮在水面上沉不下去，于是我又系上一块石头。

我静静地呆在那个夏日午后的池塘边，守着一根无论如何也钓不上鱼来的稻草绳，然而1991年的鱼竟然如此单纯，我的这种最笨的方法居然就碰上了这世间最实在的鱼，草绳才扔下水不久，感觉有一条大鱼一口吞下了红薯叶子，我运足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把稻草绳拉了起来，一条草鱼，一条来不及松口的大草鱼在空中划了一个优美的弧线，重重的摔在了塘埂上。

那条草鱼足有三斤重，晚上我们喝鱼汤的时候，母亲还让我给王老五送了一碗，那时王老五得食道癌已经有些时日了，茶饭不思，我送去的鱼他却吃得很欢，也没问我鱼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