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25年3月12日，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仍断续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民族独立、民权确立、民生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从1924年冯玉祥电邀北上，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毅然启程；到途经黄埔军校时嘱托后辈“死得其所”的赤诚期许；再到临终前签署国事、家事遗嘱的坦荡与牵挂，孙中山先生以一生践行“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誓言，虽未亲眼见证革命成功，却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他一生尽瘁国事，不治家产，身后仅留两千余册书籍与几间住宅，却将“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遗志留存于世。章炳麟赞其“艰苦卓绝，为吾党健者”，梁启超叹其“意志力坚强、操守廉洁”，《益世报》亦以“推翻清朝，创造民国”概括其功绩——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颠覆帝制、缔造共和，更在于为中国近代化探索点亮了不灭的思想火炬。

今日，我们重读常州民革党员吴振宇、谭震合著《铁血伟人孙中山》中这段关于孙中山先生北上与辞世的记述，既是缅怀伟人一生的赤诚与坚守，更是传承其“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精神内核。让我们以史为鉴，赓续先辈遗志，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和平、统一、救国”的新篇章。

孙中山各路北伐大军齐集韶关，分兵出江西、湖南进行北伐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冯玉祥从古北口前线回师倒戈，囚禁了曹锟，吴佩孚遭到奉军与冯军的前后夹击，兵败下野。北京政局暂时出现了由冯玉祥和张作霖共同管理的局面。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1924年10月29日，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电文内容如下：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成，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戡定首都，此后一切大计，仍希望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

冯玉祥此时电邀孙中山北上，名义上是拥护三民主义，实际上则是形势使然。冯玉祥发动政变容易，但是政变之后怎么办心中没底，冯系是从直系分化出来的，缺少在全国有威望的人坐镇中枢。而最为现实的是，北京也不是冯玉祥说了算，还有比冯玉祥实力更厉害的张作霖，拥护孙中山可以有效抗衡张作霖。而对于张作霖而言，孙中山的两次北伐都是在直奉战争之时，可见步调之一致性。实际上为了完成北伐目标，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一直都有一个反直三角同盟的关系。因此张作霖对于民国前总统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不反对。

对于孙中山而言，北上风险很大，因为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毕竟都是军阀，军阀基本上都是以集团利益为主的。北上也有可能是个陷阱，民国初年，暗杀事件此起彼伏，孙中山的诸位战友比如宋教仁、陈其美、邓铿都是死于政敌暗杀；当然，北上也有可能是个机会，有利于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综合权衡之下，孙中山还是决定北上。

北上之前，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议会、谋求国家统一与建设，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孙中山在军事部署上同时也作了安排，他指派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主持北伐军事。11月初，北伐军攻克江西大庾及赣州，保持一种随时准备北伐的态势。

孙中山还决定去一趟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黄埔军校，他对黄埔军校寄望很大，就像当年对陈明炯的援闽粤军寄望很大一样。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及李烈钧、邵元冲等20余人，乘坐“永丰舰”离开广州，踏上了北上之旅。途经黄埔，孙中山上岸到黄博军校巡视一周，检阅了当时军校里已经招收的第一、第二期全体学员的实战演习。离开黄埔时，孙中山对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余年已59岁矣，虽死亦可安心矣。”又说：“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孙中山北上之前多次谈到死，似乎冥冥中已有预感一样；而他北上离开广州时选择的最后一站是黄埔军校，似乎冥冥中也已经预感到自己将来的革命事业将由这所军校继承下去。

当天下午4点多钟，孙中山离开黄埔军校，陪同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孙中山的最后一次告别。从此以后，孙中山再也没有回来。

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乘船北上途经日本时，在日本神户东方饭店发表演讲，提出：“要中国从此以后，不再发生军阀，国民能够自由来解决国事，中国永久是和平统一，根本上便是使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不能活动，便是要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此时的孙中山，由于接受了联俄、联共的方针，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公开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由于孙中山北上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军阀态度，在途经上海、天津和北京各站时，受到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欢迎。1924年12月31日下午四点，孙中山抵达北京，约有10万人拥到北京的前门车站欢迎。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校校长、各团体代表等都在车站恭迎。全国民众都希望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对孙中山寄予了很高期望。

然而天不从人愿，就在抵达北京前的12月18日，孙中山因连日奔波、操劳过度，加上段祺瑞政府答应各国公使“外崇国信”，也就是尊重不平等条约而动怒，肝病爆发，疼痛异常。到北京后，经专家会诊，确认为肝癌晚期，远因在十年以上，近因也有两三年之久。手术及各种药物均不见效，当时有一种激光疗法医治癌症的试验，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孙中山从1925年2月份开始改用镭锭治疗。镭锭治疗的疗程不能超过50个小时，孙中山如果过了50个小时还无效果，那就基本绝望了，到了2月16日，孙中山的镭锭治疗已经45个小时，基本没有功效。曾多次资助孙中山革命的企业家张静江建议改用中医试试，到2月24日，中医确认已无好转可能。当时侍候在侧的国民党要人有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张继、张静江等数十人，远在广州的廖仲恺因党政军务无法分身，特让其妻何香凝到北京参加护理。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赶到了北京，陪侍左右。

1925年3月11日，一切药物皆已失效的情况下，孙中山吩咐遍召家属及同志至床前，在汪精卫起草的两张遗嘱上签字认可，表示非常满意。

其中有关国事的遗嘱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有关家事的遗嘱如下：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孙中山因病逝世，享年59岁。临终之时，嘴里仍然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此时依旧暗夜沉沉，需要更多后来人去努力拼搏和奋斗。

孙中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死后几乎别无一物，留给宋庆龄的只有两千多本书，一所有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就连在上海的那所五个房间的住宅，也是由海外华侨集资捐助的，为了革命需要，还先后典当过三次，最后才赎了回来。如此不名一文，与他为革命筹集的千千万万的经费比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震动了当年中外各界人士。

曾经，章炳麟、宋教仁和张继等人在中国同盟会内部反对孙中山，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误解了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把筹集的大部分资金用给了自己。一个例子就是某位日本商人捐给孙中山一万元，而孙中山离开日本时，仅将其中的两千元留给了《民报》作经费，章炳麟据此认为孙中山是为个人谋福利，将孙中山的照片从报馆的墙上扯了下来。当年的章炳麟不明白的是，孙中山作为一个革命家，所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在太多了，又哪里仅仅只有一个《民报》需要？孙中山如果仅仅是图个人安乐，其大哥孙眉在檀香山经商，是檀香山的首富，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在檀香山过上富足的公子哥儿似的生活。又何须四处筹款来干革命？以至于连孙眉那么富足的人都被他的革命拖垮了，孙中山实在是为革命、为国家献身的人。

历史在很多年前让很多人对孙中山产生了误解，好在，历史又在很多年后为孙中山的光明磊落、天下为公做了最好的证明。 

孙中山逝世后，曾对其有误解的章炳麟评价说：“先生做事，抱定奋斗精神，艰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

与孙中山政见不一，常常站在孙中山反对面的梁启超也承认：“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

北京的《益世报》对孙中山的评价最为全面：“中山推翻清朝，创造民国，与帝制者抗，与复辟者抗，与黩武者抗，与毁法者抗。凡所以破坏共和者，无不视为大敌，而誓予扫除。其功德，其主义，昭然在人耳目，无俟多述矣。中山为个人计，在京孰与在粤！而卒以只身北上者，与其谓为贯彻主义而来，无宁谓为为国民会议而来；与其谓为为国民会议而来，无宁谓为为民族之独立与民权之确定而来。”

节选自《铁血伟人孙中山》第五章第七节 作者：吴振宇、谭震